第90章 汪袁配合(2 / 2)
一九零六年入郝穴预备中学堂学习,时逢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他与同学熊德山、宁郭开、钱铁如等二十余人结为辅仁社,任社长,宣传革命。一九零九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校;发起成立保定学生断发会;并组织共和会,在京、津、晋、桂、粤、鄂发展会员。
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返鄂,任都督府高等侦探科长、鄂军水陆总指挥,大别山要塞监督等要职。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奉黎元洪之命,以鄂军**全权代表身份赴京、津。月底,胡在津成立津军司令部。十二月二日,成立鄂军代表办事处,胡兼任总指挥,又成立北方革命协会,被推为会长。
曾策划行刺袁世凯。
据胡鄂公在他所著的《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记载:
汪精卫与袁世凯结成政治联盟后,汪曾将革命党在京、津、保的情况全盘提供给袁世凯。
袁“投之以李”,对汪说:“汝能持之,则团体之发展,暗杀之组织,恣汝为之可也。”
可见,袁世凯极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掌控北方的革命党的活动。
十二月三日,汪精卫由天津赶赴北京,“说者谓兆铭之赴京,系奉世凯之召,与处决王熙普有关者;又有谓世凯之召兆铭,于议和进行事有所咨询者。”
汪精卫走之前曾对胡鄂公说:“清我两军汉口谈判,现已停战议和,吾党同志,在此停战期内,幸勿有所行动,致启背约之责。”
汪精卫在北方的所作所为无疑引起党人的怀疑,诚如党人叶季高所言:“兆铭已受袁世凯之抚。”
事实上,汪精卫也确始终坚持认为南北议和期间,北方革命党人应该遵守诺言,停止革命活动,协助南北和议的顺利进行。
十二月六日,胡鄂公到北京,驱车赶往镇江胡同李煜瀛寓所,前去会唔汪精卫、李煜瀛。
他问汪:“此间政情变化如何?天津谣言多,谓清室内阁自相残,得无有利于革命乎?”
汪说:“今晨监国摄政王引咎辞职,大憝已去,此后军政大权应集中内阁,和议谈判当较易进行。停战时期,或可继续延长,此则于革命有利耳。”
胡说:“武昌起义五十余日,而响应独立者十有余省,是不啻我拒绝未独立各省之响应也。此则有利于世凯,于革命何有?”
汪说:“世凯今已倾向共和,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
十二月二十一日,胡鄂公偕张先培由津赴京。在镇江胡同会见汪精卫。
汪曰:“现当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宜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惟于暗杀一事,在必要时仍须执行耳。……吾等京、津、保各处同志,亦犹各省之革命军,现各省革命军既已停战,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动。
“但有阻挠和议于此停战议和时者,是即破坏革命之人。故于必要时,暗杀仍须执行也。”
胡鄂公反驳说:“破坏革命之人,应与以暗杀者是也。然和议非革命,不能谓阻挠和议即为破坏革命之人。且停战范围仅及于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诸省,而无京、津、保等地,我虽停止行动,彼仍逮捕枪杀奈何?”
汪说:“此过虑也,望为我转告诸同志曰: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确对京津保地区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很多干预和阻挠。
由于汪与袁来往密切,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很多没有让汪知道或参与。
如十二月九日上午,京、津、保、滦、通、石家庄、任邱同志开会于保定西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
到会者有二十余人(无汪),会议议决二十八日举义于任邱,京、津、保、滦、通、石家庄各地,藉以牵制袁世凯进攻山西之师。
到会张先培、薛成华等提议,组织暗杀团刺杀袁世凯和张怀芝,以除革命障碍而作报复。刺袁暗杀团由张先培负责组织,刺张暗杀团由薛成华负责组织。
由于汪对北方党人的影响不大好,“以汪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