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九章 独善其身（2 / 2）
“明白了，肖先生这样安排，真武太郎一定非常满意，果然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赵立德甚至有些羡慕真武太郎，在中国人心目中，官员和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差太远，商而优则仕，这也是赵立德的梦想，真武可真是捞着一个大便宜。
“不用羡慕他。”肖林淡然说道：“我反复说过，日本是中国的生死大敌，早晚必有一场大战，真武打入敌国内部，哪怕他做到日本首相，也只是咱们手中的一颗棋子。”
赵立德悚然而惊，连忙答道：“是，我一定圆满完成肖先生交给的任务。”
对于这种没营养的表忠心，肖林没有理会，自己陷入了深思。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日本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种思潮都会抬头，不过按照历史的走向，最后胜利的一定是军国主义，日本即将走上向外扩展掠夺的不归路。
这是一股祸水，在真实的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也最大，如果能够对其加以影响，让苏联也来承担一部分压力，中国的苦难就会减少很多。
支持真武从政，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尽量增加他的影响力，将来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想到苏联，肖林回过神，又对赵立德说道：“这次急急忙忙把你叫回来，还有一个任务给你，我们准备和苏联建立合作关系，外务上的事情，有些东西还要你来通盘掌握。”
赵立德眼珠动了动，猜测着问道：“肖先生，‘我们’指的是绥远吗？”
肖林赞许地点点头，回答道：“不错，既不是南京，也不是沈阳，而是绥远。
通过安启诺夫搭线，绿脚兵和苏联方面建立了秘密联系，在军事、经济领域寻求合作的可能。
赵立德闪了闪眼睛，应道：“苏联人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能在这场危机中能独善其身，了不起。”
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但也有部分国家在这场危机中屹然不动，其中最显眼的就是红色苏联。
因为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不同，苏联没有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反而趁机全力发展经济建设，为日后成为超级大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肖林微微一笑，刚要说话，王希来却插言道：“苏联也不算独善其身，咱们中国也没受影响，这两个月来对外贸易还增加了不少。”
“噢，为什么？”肖林来了兴趣。这个时候的中华民国可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会如此坚挺？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金贵银贱。”王希来解释道：“经济危机发生，西方国家都产生了通货紧缩，白银价格大幅下跌。所以咱们出口上占了便宜……”
29年危机爆发初期。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保持着相对繁荣，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制度和西方国家不同。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列强一律采用金本位金融体制。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体制大国，白银占到货币总量的60%以上，国外市场的白银价格下跌带来了中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中的汇率优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货币供给增加，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增长。
汇率的大幅降低提高了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成本，却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销售价格，竞争能力增强。其效果等同于提高进口关税，降低出口关税，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夹缝中的发展机会。
可惜的是，当时国内内战连连，追剿红军，中原大战。消耗了国家的财力和时间，浪费了一个难得的崛起契机。
两三年后，随着西方国家危机深化，购买力不断下降，中国的出口也随之逐步疲软。1933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开动印钞机，推行扩张型的货币改革，增加纸币供应量，以刺激经济发展，摆脱经济危机，中国就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日货倾销，是当时国内经济市场的写照，在矛盾、老舍等人的著作中多有反应，西方经济渐渐复苏，中国却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蒋中正政府不得不在1935推出法币全力应对，同样摆脱了银本位制度，在经济上向英美考虑，和日本的矛盾愈发尖锐，这也是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既要肯定发展的方向，又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肖林不清楚其中复杂的联系，但他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深知这个发展机会难得之至：“马上要和苏联人进行谈判，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如何和他们进行合作……”
历史已经证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美英等西方列强都在袖手旁观，直到日本炸了珍珠港，美国佬才和中国人并肩作战。这些孤立主义的奉行者，靠不住。
但是只凭中国的力量对抗日本又嫌太过单薄，苏联就成了一个最佳的合作伙伴。在真实的历史上，中苏之间因为中东路战争而交恶，更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而不相往来，使得日本人失去了最后一丝忌惮，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入东北。
可惜了，北极熊力大无穷，应该利用一下，肖林有心和苏俄拉上关系，以共同对抗日本。
酒宴结束之后，肖林等人又来到书房中，畅谈直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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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肖林和邵得彪起了个大早，来到同江城外的公路上，等候迎接南京方面的和谈代表，郭泰祺。
就像在踢足球的时候，弱队中最显眼的往往都是守门员，，羸弱的民国也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外交家，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了一串长长的名字。
此时寓居国外的外交先驱陈友仁，巴黎和会中风采逼人的顾维钧，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使用中文发言的蒋作宾，为中国收回关税主权的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以及在济南惨案中呕心沥血，却被迫免职顶罪的前任外交部长黄郛……民国时期的外交人才数不胜数，个个都是璀璨夺目。
与不断丧权割地的满清王朝不同，民国同样处在列强环饲的条件下，但却大致保持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民国时期的外交家忍辱负重，为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郭泰祺，北伐时期属于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左派，宁汉相争的时候主动倒戈，投入了蒋中正阵营，并出任南京政府的外交次长。不过蒋中正明显对这员降将不太放心，从日本回来重新上台之后，就解除了郭泰祺的所有职务。
失势之后，郭泰祺再次投到汪精卫门下，成为汪系重要干将，和蒋中正相斗不停。但在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后，他却谨守民族气节，没有同流合污，后来成为民国政府的外交部长，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中国代表。
此时的郭泰祺还不是外交部长，但在几个月前，郭泰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硬是说服张学良加入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所以是东北军的老熟人。
马上要和苏联人签订和平协定，南京政府当然要派人出席，郭泰祺责无旁贷，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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