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百年大计（完）（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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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妥了至关重要的一项改革决定，两人之间的距离明显拉近许多。说着说着，又转回到大学教育的问题上。
杜威对美国式和英国式的大学却有些不满，认为过于书本化…导致了英美教育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德国。
这其实也是郑宇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
这个时代，德国的大学教育冠绝世界，德国式的大学教育也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
杜威很是推崇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认为把学术自治处理得更好，既有自由又有科学。早在1737年，哥廷根大学哲学院章程就规定“所有教授，只要不涉及损害宗教、国家和道德的学说，都应享有教学和思想自由这种责任攸关的权利;关于课程中使用的教材及讨论的各家学说，应由他们自己选择决定”。这一尝试最终由柏林大学完成，并开创了“教学与研究合一”的理念，并且从一开始就把专门的科学研究作为主要要求，把授课作为次要要求，不再以博览群经和熟读百家为能事′而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
为了引导和训练学术从事研究，柏林大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教学形式——大学研讨班。在讨论班里，学生是活跃的合作者，实现了教师和学生之间教与学的直接接触。在这种形式下′学生不仅可以和教授共享研究结果′而且可以共享研究的方法和技术′使学生一开始就有机会接触到科学研究的前沿。
德国的李比希第一个在大学中设立了实验室，把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相结合，建立了在导师指导下，学生和导师组成一个研究整体进行开发的大学科研体系。
在德国大学，学术自由首先是研究自由，其次是教学和学习的自由。教学的自由是教师可以讲授自己选择的东西，而学习的自由则是学生可以摆脱一切强制和必修的训练，背诵，提问和测验。在德国的研究型大学…任何一名教师都不会受到组织和政府部门的角度指导，甚至很多人知识无薪讲师，没有工资，其收入来自于选修其课程的学生所交的听课费。
在研究型大学中，教授和学生有着密切的互动，往往以导师为中心形成“学派”。而在这种学派中…学生是自由的，其基于自身的兴趣和对导师的认可进入学派，又通过自身的努力对学派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德国，学生只要被录取，除了自主挑选老师和课程，甚至无须参加考试，而且有一到两次机会更换学校。大学不会对学生的私人生活进行监督，也不进行任何惩罚，学生可以不住集体宿舍而自己租房…也无须支付总体的学费，而是对每一门课程支付学费。
在杜威看来，德国研究型大学的这一套体制固然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但至少在德国运行得很好。从学术成就来看，德国的确在几乎全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站在了世界最前列…而让之前曾经在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英法瞠乎其后。
他认为，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很好地体现了互动式教育，生活型教育的思想。把单纯的理论授课变成了从实践中学习，从生活中学习，把课堂听讲的枯燥生活变成了自己动手进行研究。
这一套体系，可以从年轻的优秀储备人才中选出那些大有前途，并且适合继续做研究工作的人，这些年轻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而领会了研究的精神…并且因参与而获得激励。
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就通过这样一套体制…再配合创建专业科学刊物，终身教席制…大学与工业界的研究实验室的合作，以及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化研究体系，最终保障了德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上的领先。
杜威指出，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已经不仅仅是德国的专利，英美都在着手学习德国的学术体制，比如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仿效了德国研究型大学的设置，这也是未来美国大学教育改革的方向。
郑宇回想了一下前世他所理解的历史，德国确实有很多著名学派和实验室，比如有机化学的莱比锡学派，数学的哥廷根学派和柏林学派，社会学领域的法兰克福学派等等。从德国在学术和经济领域的成就来看，这套体制也自然有其成功之处。
但问题是，德国这样宽松的教育体制，能适合中国吗？
“除此以外，对中国的教育，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担心。”
杜威下一句话又提起了郑宇的注意。
“帝国大学这些年的学术自治搞的算是比较好的，虽然也有些问题，但还不算严重。”杜威说道，“不过很多其他学校，现在都已经出现很大问题了，比如……腐败。”
郑宇心头一沉。
“虽然我是个美国人，但很多事情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过程就可以了解。”杜威说道，“在一林学校，尤其是地方学校，学校中地位最高的已经开始不是教师，而是后勤职工……这些人多数都是地上显贵或有关系之人的子弟亲属，控制了学校的各项重要资并且以此牟利……”
郑宇心头一沉，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前世的很多经历。那些大学管宿舍的关系户，高中的校工……
“非自治大学和中小学校的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可给谁多少，这就是政府的教育部门说了算。这样一来，学校和政府之间似乎就产生了某种利益往来的关系，中间就有很多灰色地带。”杜威摇了摇头，“这些校内的，校外的，学校和政府之间的各种腐败，学生们看在眼里，又会怎么理解这个社会？怎样看待他们受到的教育？”
“他们会认为这种行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杜威苦笑一声，“这些正在发生的事实，比起课堂上老师讲一百遍更有效果。”
郑宇知道杜威说的是事实。
这些事情他也不是不知道。几千年来，中国官僚社会的权力寻租就从来没有一刻的停息。
这个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宗法社会，所以人情私情泛滥…公私不分，以人情来破坏腐蚀制度在这个社会中在始终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官的不照顾亲戚朋友会被认为“薄情”，“无情”而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宗族势力的庞大，也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顺理成章。
他可以清理腐败，可以禁止官员经商，可以发展地方舆论…可以扩大地方民意机关的权力，但他却很难彻底消灭这些潜规则，彻底摧毁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法关系。
他并没有自大到认为可以来一次XX大革命就可以消灭一切推倒重来，却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吃了也会饿就干脆不吃东西。
他只能循序渐进地改，一步步地改。
杜威提出这些，让郑宇的心情有些沉重，也有些无力。